最高法“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實踐與展望”研討綜述

2023年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組織召開“審判環節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實踐與展望”專題研討會，本次會議由《中國應用法學》編輯部協辦。

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楊萬明出席研討會并致辭。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和山東大學的學者代表，來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江蘇省人民檢察院、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等司法機關代表，以及企業合規實務律師代表圍繞“審判環節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實踐與展望”主題展開深入探討，最高人民法院咨詢委員會委員胡云騰對研討會作了總結發言。

楊萬明副院長在致辭中指出，開展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是人民法院堅持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的必然要求，是落實全面依法治國、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必然要求，要切實提高政治站位，清晰、全面闡述開展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重大意義，依法能動履職、促進訴源治理、服務保障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楊萬明副院長還提出，做好新發展階段的企業合規司法理論研究工作，要立足司法實踐、立足中國國情，堅持用中國的法治理論來闡釋中國的法治實踐，用中國的法治實踐來深化法治理論，構建中國特色企業合規理論體系。要加強應用法學研究成果的轉化，將理論研究成果轉化為具體舉措和更多樣的實踐成效。

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對審判環節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表示高度贊成。陳衛東教授認為，企業合規制度的目的是規避企業生產經營可能產生的風險，以風險防控為導向，采取事前的預防、事中的監控、事后的補救措施，減少企業免受違法犯罪的成本，促進企業依法合規經營，并提出有幾個問題亟待解決：一是企業合規啟動方式問題，法院參與企業合規改革的路徑問題，法院、檢察院在企業合規中的具體職責；二是企業合規改革需要有法律依據，要解決立法授權問題，制定統一的模式；三是法院審理期間，企業合規的程序如何運轉問題，跟刑事訴訟法如何銜接；四是涉案企業合規經過驗收整改合格與檢察院能不能撤回起訴的問題，需要理順兩者之間的法律關系。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指出，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微觀細胞，有助于創造就業、促進增長、創新科技、增加稅收。推進企業合規改革有助于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救治問題企業，增強企業活力，提振投資信心，降低交易成本，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服務型法院，鑄造司法公信，實現審判行為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倫理效果、市場效果與國際效果有機統一。企業涉案的根源在于企業合規體系的失靈。企業訴源治理的治本之策是激活企業理性自治，夯實合規治理根基，增強企業家法商意識，強化企業合規競爭力。鑒于法律風險遍布民事商事行政與刑事領域，合規改革也應覆蓋企業“從搖籃到墳墓”的全生命周期中的主要風險節點。涉案企業是合規治理的第一責任人。建議《公司法》倡導各類公司建立真實合法有效的合規治理體系，并推出激濁揚清的激勵約束機制。為促進公司生存發展，法院在判令解散存在治理僵局的公司之前應當竭盡合規整改措施。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李奮飛提出，隨著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深入推進，企業合規逐漸納入刑事審判階段，并呈現出“檢察主導”模式、“法院主導”模式、“檢法協同”模式三種程序模式并存的格局。在其看來，“檢察主導”模式主要面臨著合規激勵的不確定性等問題，正在興起的“法院主導”模式也存在適用條件不清、監管方式不明、合規激勵不足等局限，而一些地方法院、檢察院通過規范性文件探索出的“檢法協同”模式，則有望成為合規整改納入刑事審判的常態模式。這不僅可以提升合規從寬的權威性，也有利于實現合規整改的實質化，還有助于解決合規激勵的不確定性問題。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及時出臺協同推進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指導意見，規范合規考察程序的啟動條件和啟動階段，明確檢法機關在合規監管和驗收中的角色分工，探索企業合規分案撤回起訴制度，督導和激勵那些被納入合規考察的企業開展實質性的合規整改，從而達到有效預防企業再犯的良好治理效果。

山東大學講席教授謝鵬程指出，在刑事訴訟中，人民法院適用合規的五種司法方式需要重點規范：一是在審判過程中，人民法院有權直接適用合規從寬；二是在審判過程中，人民法院對人民檢察院適用合規從寬的量刑建議和依據進行司法審查；三是在辦理刑事案件中，出于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人民法院發現涉案企業因犯罪行為暴露出治理結構或管理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因沒有合規整改意愿等原因而沒有納入合規整改程序的，可以對其提出合規管理的司法建議，或者對其主管機關提出督促其合規整改的司法意見；四是在辦理刑事案件中，人民法院發現特定行業或者領域的企業普遍存在某種嚴重的合規風險，且可能對地方市場秩序、民生保障或者公共利益產生惡劣影響的，應當向政府主管部門或者行業協會提出合規管理的司法意見或司法建議；五是建議人民法院在總結改革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研究論證并適時向全國人大提出修改補充“中止審理”適用情形的立法建議。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李玉華認為，法院參與企業合規意義重大：首先，合規是我國企業規避涉外法律風險的重要工具；其次，合規是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再次，合規是企業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我國的合規改革正處于起步過程中，制度的設計不能止于眼前的現象，要立足長遠。法院參與合規不等于法院參與企業合規整改，法院參與企業合規的角色功能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合規程序出罪的司法審查；合規實體出罪的裁判；合規從輕量刑的裁判。

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院長、教授解志勇針對行政審判中開展涉案企業合規工作提出了六點建議：一是納入行政訴訟調解制度框架，即在《行政訴訟法》第六十條第一款適用調解的案件類型中加入企業合規案件；二是納入訴訟執行或非訴執行制度框架，即銜接《行政訴訟法》第九十五條、《行政強制法》第五十四條，法院可在依申請執行階段啟動合規；三是納入某些單行法既定制度框架，如《證券法》《證券期貨行政執法當事人承諾制度實施辦法》確定的執法承諾制等；四是從審判程序上看，企業合規主要適用于一審、二審程序，而簡易程序、再審程序不宜適用；五是納入行刑銜接的逆向程序中，對“法院-刑事檢察-行政檢察-行政監管”的企業合規相關程序，作出單獨制度設計；六是盡快制定《企業合規程序法》，明確企業合規的適用原則、適用范圍、制度目標，其適用程序主要涉及合規計劃的內容、制定與實施、第三方的選定、評估的程序、結果應用、救濟機制、考驗和整改期限等內容。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周振杰認為，人民法院參與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既有政策與規范基礎，也有邏輯與比較法基礎。人民法院推動合規改革的實踐不盡相同，但目前都面臨著類似的問題，例如，在二審與再審程序中是否可以，以及如何適用合規整改？如何啟動合規考察程序？如何充分利用現有制度資源，尤其是充分發揮第三方監督機制的作用？如何審查、運用合規整改評估報告？在刑罰執刑階段可否允許合規整改？從當前實踐出發，建議采取分階段處理的路徑，即將從移送審查起訴至判決宣告的整個過程，劃分為移送審查起訴至移送起訴、移送起訴至庭審結束、庭審結束后至判決宣告三個階段，根據不同情況進行形式審查或者實質審查，滿足主體權責分明、判斷標準統一、程序相互銜接的要求。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洪延青認為，涉及個人信息保護和數據安全的案件，非常適合適用“合規整改”。具體原因是：網絡空間立法目前尚處于發展階段，雖然我國已經頒布了《網絡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等網絡空間安全基本法律，但大量的“前置性”行為規范還在制定過程中，表現形式是部門規章、規范性文件、國家強制性標準、國家推薦性標準等。這進一步造成企業前端合規工作中的“規”，往往處于不斷演進的過程之中，相應的企業開展的前端合規工作，往往也處于不斷調整和變化的狀態。因此，只要科技企業不是一開始就出于違法目的，而是因前端合規工作中的錯誤或者疏忽，而導致違法行為發生并涉案，應積極考慮給與其開展“合規整改”的機會。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長王曉東指出，人民法院開展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有完整內在邏輯。政治邏輯是貫徹落實黨中央、習近平總書記對企業平等保護重要批示精神；法律邏輯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恢復企業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實踐邏輯是落實產權平等保護精神，做好訴源治理。人民法院開展涉案企業合規改革具有緊迫性、必要性。這是助力國家綜合治理和企業實現治理現代化的要求，需要分類施策和實現全面覆蓋。人民法院開展涉案企業合規改革需要準確把握個人犯罪和單位犯罪區分，不加重企業負擔，切實防止合規整改可能出現的腐敗問題。人民法院開展涉案企業合規改革工作的近期目標是與檢察機關對接，做好“下半篇文章”；中期目標是出臺指導意見，在規范文件中嵌入合規改革內容；遠期目標是推動在訴訟法和實體法中增加合規改革內容。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長楊永清提出，民商事審判參與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方式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考慮：一是當金融監管部門修訂相關合規指引時，我們積極提出意見建議，切實有效地將企業合規內容納入到國家治理體系中；二是積極參與修法，推動將企業合規相關規定更加深入地吸收到《公司法》相關內容中；三是國資委已經頒布施行《中央企業合規管理辦法》，建議各地也制定適合當地政策的合規指引，進一步完善企業合規的制度建設；四是通過司法裁判樹立良好導向。對于司法審判實務中發現的諸多公司內部管理混亂、制度虛設等問題，考慮可以對具體企業或某一行業發出司法建議，積極履職、能動司法，形成社會治理合力；五是建議司法部、全國律協對于“法律顧問”的職責也可以作出一些規定，規范律師、法律顧問對企業合規作出正確引導。

江蘇省人民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副檢察長李愛君指出，自最高人民檢察院部署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以來，江蘇作為全國首批試點地區，認真落實上級要求，依法能動規范履職，抓緊抓實改革試點，已辦理合規案件600余件，4件案例入選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導性案例和典型案例。在司法實踐中，發現存在一些制約性、瓶頸性問題需要各執法司法機關協力解決：一是法檢兩院還存在認識差異，特別是在企業合規整改結果“預留”“互認”上存在意見分歧；二是覆蓋刑事訴訟全流程的合規協作機制尚未建立；三是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仍有待完善；四是行刑銜接不夠順暢；五是部分企業合規參與主體認識不到位，以案促治的系統效應尚未充分發揮。建議：首先各方統一思想認識，實行專門專業辦理，嚴防實踐中走偏走樣，確?！叭齻€效果”有機統一；其次從“兩高”層面上推動健全檢法協作機制；第三，推動合規改革刑事訴訟全流程適用；第四，完善行刑銜接機制、實現同向發力；最后，進一步健全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凝聚推進合規改革的更強合力。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邵明艷提出，海淀法院堅持雙贏多贏共贏理念，積極探索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隨著法院參與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不斷深入，應始終堅持司法機關之間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主動延伸職能、密切檢法協作，充分發揮檢察院改革起步早、經驗豐富的優勢，為審判環節合規考察評估奠定良好的工作基礎。建議：一是建立明確的涉案企業合規考察量刑評價體系，為規范量刑標準提供法律依據；二是重視審查合規整改考察的有效性，重點審查企業再犯可能性，全面做好判前評估；三是統籌處理企業合規整改周期與法定審限之間的矛盾，希望通過制度安排解決整改周期和法定審限銜接兼容問題；四是鞏固此項改革工作效果，強化對接聯動，凝聚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協作合力，強化能動司法，通過加強司法建議工作、典型案例宣傳、判后跟蹤回訪等舉措，助力企業合規訴源治理。

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吳巍提出了四點建議：第一，對于刑事案件，在開展相關合規工作時，建議法院與檢察院做到“三個統一”，即統一使用同一套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使用統一的適用范圍、啟動條件和驗收標準，同一罪名下對同一涉案主體統一只給一次整改機會。第二，建議法院對于檢察院提出輕緩量刑建議的整改案件，在庭審過程中著重審查涉案企業合規整改的有效性、第三方組織的組成及履職過程的合規性、合規整改從寬量刑幅度的合理性等。審查合規整改的有效性，應重點審查涉案企業合規計劃的有效性，以及該計劃的制定是否基于充分、深入的自查。第三，對于偵查及審查起訴階段沒有提出合規整改申請，審判階段才提出的案件，可以參考認罪認罰制度中的相關規定，提高啟動合規整改的門檻；不建議在二審及再審階段進行合規整改。第四，參考境內外規則和實踐經驗，建議將當前3-6個月的合規整改期限適當延長。

最高人民法院咨詢委員會委員胡云騰作總結發言時指出，企業合規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從國內形勢來看，企業合規就是要提高企業的治理水平，把經濟搞好，把企業搞活，這是保障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助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舉措；從國際形勢來看，企業合規是防控與日俱增的涉外企業合規風險的重要法律工具。目前法院參與企業合規，在思想上要確立“抓前段、治未病”和能動司法理念；在工作上，由于檢察機關在辦理合規案件上更有經驗，因此目前主要還是以盡量配合檢察機關為主，做好相應的工作銜接、程序銜接、機制銜接等工作，盡快完善相關制度機制。刑事合規是企業合規的重點，學界要研究建立企業合規的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重點解決不同行業各種類型企業合規過程中以及法檢、律師和偵查機關參與企業合規的痛點堵點難點問題，為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提供智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