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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陽旭 張娟娟:華為手機芯片被調查!如何應對“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

              發布時間 : 2023-09-20 瀏覽量 : 2466
              作者作者系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科技與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盧陽旭;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科技與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張娟娟。文章來源于國家治理雜志

              近日,中國企業華為發布新款手機Mate60系列。在美國制裁的陰影下,這款搭載著華為自主研發的麒麟芯片的手機,引發海內外強烈關注。美國彭博社報道稱,其委托專業機構對華為新款手機進行了拆機檢測,結果顯示,該新機所使用的新型麒麟9000s芯片,來自中國芯片制造商。有美國媒體驚呼:“美國的制裁未能阻止中國關鍵技術進步”。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技術民族主義興起是這一變局的關鍵特征之一。打著“維護國家安全”的旗號,美國政府接連出臺對華限制措施,在科技領域打壓中國。新時期,如何科學應對“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一起關注。

              技術民族主義有何表現?

              技術民族主義源自民族主義思潮。民族主義是近現代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它主導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也為廣大殖民地國家尋求獨立解放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源。在經濟領域,強調國家支持民族產業發展、尋求經濟自立自強的民族主義思潮,是與經濟自由主義(及與之相關的全球主義)相競爭的經濟主張,包括美國在內的各主要大國,在經濟追趕階段和國際經濟競爭中都曾采取過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廣大發展中國家也曾以經濟民族主義主張支持本國產業發展,尋求擺脫殖民主義經濟的控制和對中心國家的依附。

              隨著科技創新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與經濟民族主義既內在關聯又有所區別的技術民族主義日益受到重視。二者相同之處在于,與全球主義相比,都更強調國家安全和本國利益而非全球發展目標,更強調政府而非全球市場力量在引導產業(技術)發展中的作用,更傾向于選擇封閉(或有條件開放)國內市場、限制國際合作、提升本土競爭力的經濟(技術)政策。不同之處在于,技術民族主義更強調科技的作用,將技術視為國家安全的基本條件,認為國家要富強就必須實現技術的本土化,因而把技術發展和管制作為國際(經濟)競爭的核心要素。

              技術民族主義思潮的產生和實踐歷史已久,但概念的普遍應用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美日技術競爭。1987年,后任克林頓政府勞工部長的賴克將美國采取措施與日本爭奪技術制高點視為技術民族主義。此后,很多學者都開始使用這一概念,而且將其與后發國家(地區)聯系在一起,用來描述后發國家(地區)特別是快速發展的亞洲國家(地區)旨在加強本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各種技術政策。技術民族主義概念在使用場景上的變化,一方面表明無論是技術領先國家,還是技術后發國家都有可能采取技術民族主義政策;另一方面表明有必要進一步澄清技術民族主義概念,將不同類型的技術民族主義區分開來。

              “自強性”和“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有何本質區別?

              現有研究通常將技術民族主義政策區分為“進攻性”技術民族主義和“防御性”民族主義政策,也有學者分別稱之為“自強型戰略”和“遏制型戰略”。前者主要指通過聚焦本國科技能力提升來贏得國際競爭;后者則主要指通過限制技術貿易或戰略物資出口等方式來遏制競爭對手,讓自己贏得國際競爭。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不同學者在完全相反的意義上使用“進攻性”技術民族主義和“防御性”民族主義這兩個概念;另一方面這兩個概念雖然突出了進攻和防守的動態博弈過程,但并沒有直接體現不同國家在實施技術民族主義政策前的國際競爭地位,增加了技術民族主義被混用、誤用的可能性。

              為此,綜合不同歷史時期和各個國家技術民族主義的各種表現形式,本文從實施主體、動機和手段角度,將技術民族主義區分為“自強性”技術民族主義和“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兩種類型,并希望通過這種區分澄清技術民族主義概念使用中存在的兩個突出問題,即對后發國家追求技術進步的正當權利重視不夠;對技術領先國家實施技術民族主義政策的霸權主義特征揭示不足。

              “自強性”技術民族主義的特征和影響

              “自強性”技術民族主義的實施主體主要是技術后發或追趕型國家。動機主要是提升自身科技實力,追求技術自立自強,避免關鍵技術受制于人,以促進本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手段一般是通過加強技術規劃、資助研發、稅收激勵,以及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等科技創新政策,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發展先進技術。

              對大多數國家(特別是后發國家)來說,“自強性”技術民族主義是必要的。首先,提升本土科技創新能力和產業技術水平是后發國家謀求自身發展的必由之路,是后發國家的正當權利。其次,“自強性”技術民族主義離不開引進、消化、吸收先發國家的先進技術,因此一般也會拉動國際科技合作交流和技術轉移擴散。此外,科技創新特別是基礎研究具有一定公共物品屬性,有較強的正外部性,“自強性”技術民族主義某種程度上也能激勵各國對科技創新的投資和競爭。這些客觀上都有利于推動后發國家乃至人類科技事業的整體發展。

              “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的特征和影響

              “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的實施主體主要是技術先進國家。動機主要是對競爭對手進行技術壓制,以維護本國技術優勢甚至壟斷地位。手段一般是以泛化的“國家安全”等為借口,采取技術出口管制、市場準入限制、知識轉移限制等政策,有時則會綜合運用政治及外交手段確保上述政策的執行。

              “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通常具有較強的破壞性作用,零和博弈的行為傾向比較重。首先,以技術優勢和霸權主義手段打壓后發國家技術進步,壓制后發國家科技創新和發展。其次,把技術發展政治化、意識形態化,泛化國家安全、濫用出口管制、限制市場準入,制造技術標準和市場分裂,阻礙技術流動和擴散,不利于創新資源優化配置和全球供應鏈安全,削弱世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此外,“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還容易引發國際社會“囚徒困境”式對抗和連鎖反應,銷蝕國際合作和互信基礎,危及國際安全秩序。



              “二戰”以來,全球至少出現過三波典型的“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浪潮:第一次是“冷戰”期間的美國及其盟友對蘇聯的科技打壓。冷戰期間,美國及其盟友采取多種嚴厲措施,限制蘇聯獲取各種敏感技術、產品和設備。第二次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滯脹”期,美國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打壓。由于當時日本的半導體技術和產業發展威脅了美國在此領域的主導地位,美國迅速發起了“301調查”,并與日本簽訂了《美日半導體協定》。技術民族主義概念也是在這一時期出現的,并用以指明美國對日本技術打壓政策的深層邏輯。第三次是2018年后,美國強化對中國的科技打壓。雖然美國一直都在限制中國獲得某些高新技術,但近年來快速強化了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的打壓力度。

              “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有何危害?

              如前所述,區分不同類型的技術民族主義,目的是為了明確技術民族主義概念的適用范圍,避免將存在實質差異的行為貼上同樣的標簽:后發國家將技術領先國家對其實施的技術打壓視為技術民族主義,同時,技術領先國家也將后發國家的自主創新政策認定為技術民族主義。

              對歷史上發生過的幾波技術民族主義的分析顯示,“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由于符合人們更傾向于將問題歸結于對方的思維習慣,以及具有更容易實施、短期就能見效等特點,往往會首先進入技術領先國決策者的政策工具箱——正因如此,它在歷史上很常見。與此同時,歷史也表明,“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政策的最終效果,受到各種復雜因素的共同影響,博弈雙方的勝負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自在打壓與被打壓情境下本國創新體系的調整能力和創新績效——打壓方和被打壓方都要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

              另外,技術領先國家持續采取“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政策,會迫使技術后發國家不得不另尋他途,并造成某種程度的技術脫鉤狀態。更重要的是,持續執行的“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政策會嚴重損害國與國之間的信任、增加不安全感——這會大大增加技術民族主義走向極端化的風險。

              如何應對本輪技術民族主義?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技術民族主義是這一變局的關鍵特征之一。各國應對新一輪技術民族主義的方式將深刻影響未來世界科技發展格局和人類和平發展事業。建議積極防范世界滑向極端技術民族主義陷阱,大力構建以促進科技創新成果有序流動、創新紅利公正分配為基本目標的國際科技競爭新秩序。

              維護和支持后發國家追求科技自立自強、提高科技創新能力的正當權利

              一是繼續堅定不移地走科技自立自強和自主創新的發展道路,這是應對“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的根本之路。二是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基本理念,通過面向全球的科學基金和大科學工程,為人類科學知識發展做出“看得見”的貢獻。三是設立主要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轉移基金,推動我國創新技術的擴散,惠及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四是重點在公共衛生、全球氣候變化等社會公益領域加強國際合作,推動相關技術轉移擴散。

              積極反對“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

              一是在各種場合揭批“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的霸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本質及其危害;反對科技競爭過度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倡導適當窄化“國家安全”邊界。二是圍繞世界貿易規則調整、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全球供應鏈安全等議題,就技術民族主義概念的界定和“不合理的”技術民族主義政策的邊界進行廣泛的對話協商,并以此推動全球科技治理向更公正、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三是廣泛聯合全球化技術擴散的受益者和技術霸權主義的受害者,穩固反對“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的基本盤;深入研究和理解他國技術民族主義的社會政治基礎,采取措施更好地調整科技創新紅利分配,削弱“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支持者的基本盤。

              完善我國科技創新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

              一是堅決反對、努力避免科技脫鉤,并通過進一步完善我國科技創新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推動我國更好地融入全球創新網絡。二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系統梳理我國現有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及時、科學地清理其中不符合世界主流規則和我國新發展階段要求的內容,特別是涉及市場準入、技術轉移、知識產權等可能被指責為不合理技術民族主義的條款內容,提升我國科技“軟實力”。

              如前所述,全球化進程在過去幾十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在改變國際格局和世界經濟體系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導致各個國家收益不同的局面,這也在一定意義上成為民族主義思潮興起的催化劑。當前,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的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很多國家擔憂被甩在新一輪競爭之后,為了保證本國在技術領域的發展空間,技術民族主義的興起不可避免。理性區分與看待“自強性”技術民族主義與“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在為我國科研院所、企業提供良好環境和政策支持的同時,積極開展國際科技合作與交流,對于實現我國科技自立自強、推動各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意義。

              原標題 | 科學應對“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


              主辦單位 : 企業廉潔合規研究基地

              學術支持 : 湘潭大學紀檢監察研究院

              技術支持 : 湖南紅網傳媒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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