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健、錢曉穎：法院參與刑事涉企合規改革的幾個重點問題

法院應當參與刑事涉企合規改革，但對于法院參與涉企刑事合規改革的理論依據、參與涉企合規從寬改革的目的與條件、參與的啟動模式、面臨的制約因素以及是否應當重構合規制度等問題，均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指出：“刑事涉企合規改革，不只是檢察機關的事，法院也要參與發揮作用”“可以研究同檢察機關共同做好涉案企業合規改革，依法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充分利用當地已經構建的第三方合規監管機制，引導民營企業誠信守法經營，對違規違法行為堅決規制、糾正”。法院應當參與刑事涉企合規改革，但對于法院參與涉企刑事合規改革的理論依據、參與涉企合規從寬改革的目的與條件、參與的啟動模式、面臨的制約因素以及是否應當重構合規制度等問題，均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01
法院參與涉企合規從寬改革的依據

目前，檢察機關主導的涉案企業合規改革，主要的實現方式是對涉案企業經過合規整改后作出不起訴決定。但在司法實踐中，對該類不起訴決定缺乏監督，容易導致制度異化。因此，涉企合規改革納入審判具有必要性。讓法院參與到涉企合規制度改革中，有利于彌補監督缺位的問題，讓檢察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受到審判制約。法院參與涉企合規從寬改革的直接法律依據，是將企業合規整改作為悔罪表現，依據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之規定進行從寬處罰。另外，法院參與涉企合規改革的正當化依據也體現在如下五個方面：一是涉企合規改革契合預防犯罪理論；二是能有效挽救和保護企業；三是能促進社會治理能力的提高和治理體系現代化；四是契合單位責任與關聯人員的責任可以適度分離理論；五是涉企合規從寬并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和刑法適用上的平等原則。因此，涉案企業合規從寬處罰，不應當僅限于起訴階段，在審判階段也是可行的。

02
法院參與涉企合規改革的目的與條件

法院參與涉企合規改革的目的主要是積極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促進企業規范發展，防止因對案件的不當辦理導致企業破產倒閉。首先，企業命運與企業管理人命運緊密相連，可以通過對管理企業的犯罪人采取從寬處罰的方式來達到挽救企業的目的。但如果企業未被起訴，企業就不是犯罪主體，則缺少啟動涉企合規整改的正當理由。在企業本身不是犯罪主體的情況下啟動合規整改，就有混同單位責任與個人責任之嫌。若可以要求未被列為追訴對象的企業接受合規整改監管，那么在適用單罰制罪名的案件中，也可要求未被刑法規定為犯罪主體的企業接受合規整改。其次，從罪刑法定原則出發，要求非刑事責任主體承擔刑事責任仍值得商榷。在企業管理人員犯罪與企業幾乎無關聯的情形下，啟動企業合規整改，從而對管理人員從寬處罰，在檢察機關指導的涉企合規改革過程中存在不少這樣的合規案例。但筆者認為，若犯罪行為并未暴露涉企內部管理缺陷時，或該違法行為與其內部管理缺陷無關時，將企業作為合規整改對象缺乏正當理由。

03
法院參與涉企合規改革的啟動模式

法院參與涉企合規改革，從啟動時間上劃分為兩種模式：一是順接型模式，即起訴階段就啟動合規整改，依法起訴至法院，法院受理后依規定予以從寬處罰；二是直接型模式，即法院在審判階段基于當事人申請而啟動合規整改。后者是審判階段應當重點關注的，該模式對檢察機關涉企合規工作的缺陷有一定彌補作用。涉企合規的核心理念是共治，即通過施加外部壓力、給予刑罰激勵等措施推動企業參與犯罪治理。司法機關需發揮能動作用，但也要注意責任的分散。在實踐中，司法機關的過度承擔與共治理念存在一定偏差，各地司法機關應當注重參與模式與犯罪預防責任分散的平衡。

無論對于順接型啟動模式還是直接型啟動型模式，在合規改革從寬的考察方面，不論是檢察、法院聯合考察，或法院獨立考察，均應聘請第三方管委會、機構進行考察，由法檢共同驗收評估或由法院驗收評估，評估合格后由法院作出寬大處理，這樣的“質檢”方式利于提高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另外，在法院獨立考察時，還應充分利用目前已建立起來的第三方合規監管機制。

對涉案被告企業及其責任人員在審判階段未向法院提出適用刑事合規從寬整改申請的，法院是否可以依職權啟動涉企刑事合規整改值得探討。筆者認為，原則上合規整改的要求應當依涉案企業申請提出，特別情形下法院才可以基于職權強行啟動合規整改。在涉案企業未提出合規整改情況下，法院不宜依職權主動啟動合規整改。只有在企業自身提出合規整改申請，并且經審查符合啟動合規的條件和目的時啟動合規整改，由此才能達到共治的目的。

04
法院參與涉企合規改革面臨的制約因素

法院參與涉企合規改革，目前面臨制度缺位、理論準備不足、動力不足、審限不足、審判力量不足、紙面合規等困難。一是制度缺位?，F有刑事合規改革制度只是針對公訴階段所設。目前尚無相應的合規從寬制度為法院主動開展刑事合規從寬改革提供指引。二是理論準備不足。對于人民法院能否對不起訴決定進行司法審查、司法審查標準、刑行銜接、監督評估等理論方面的研究還不夠充分。三是動力不足。審判階段涉企合規整改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目前審判機關主動啟動涉企合規整改的激勵措施相對缺位。四是審限不足。刑事一審案件審限為三個月，而啟動涉企合規整改后，既要制定合規計劃、合規考察、合規監督等程序，顯然三個月的審限時間較為局促，建議合規整改期間不計入審限或根據正當理由依申請進行適當延長。五是審判力量面臨挑戰。大部分基層法院從事刑事審判的力量不足，存在案多人少的局面。如果審判力量無法得到壯大，這對于法院參與涉企合規整改無疑是從源頭上就形成了較大的阻礙?！坝邪笩o人”的局面不僅會降低法院參與涉企合規整改的積極性，也會導致社會對法院參與涉企合規整改工作信任度的降低。六是防止紙面合規。人民法院應當注重合規整改、判后監督，促進企業真正走上合規之路。對于出現紙面合規情形的，應嚴肅處置相關責任人，真正起到監督職責。

05
關于涉企合規改革相關制度是否應當重新構建的問題

目前涉案企業刑事合規改革制度主要針對檢察起訴階段，許多制度難以直接移植到法院審判階段。因此，法院參與涉企合規改革后，整個企業合規從寬改革的制度應該綜合考慮后進行重新構建。一是推動各階段合規一體化。企業事前合規、起訴階段合規、審判階段合規、刑罰執行階段合規應當一體推進，不能僅限于案件處理過程中的合規，還應該進行拓展，向前、向后適當延伸。二是自愿性合規與強制性合規相結合。以提倡企業自愿合規為主，但在特殊情況下，司法機關根據案情可以責令涉案企業進行合規整改。例如，法院認為涉案企業確有必要進行強制性合規時，可以責令涉案企業進行合規整改，并由第三方機構負責監管。三是自愿性合規從寬處罰的幅度應當大于被動合規。強制性合規的企業不符合合規從寬處罰的條件，但經過強制合規整改后，根據合規評估的成效可以適當從寬處罰，但從寬的幅度應當小于自愿性合規，這也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四是進一步強調司法的指引作用。司法機關應該積極開展能動司法，通過自愿性合規、強制性合規對企業合規建設發揮指引作用。五是改變當前企業責任的認定基礎邏輯，將合規計劃的制定與實施情況作為認定企業責任的基礎。六是人民法院可以探索單位犯罪的緩刑制度，在對企業作出有罪判決科處罰金時，可以同時宣告暫緩繳納罰金，并要求涉案企業在一定期間內進行合規整改，定期報告合規計劃執行情況。經過評估合規整改成功的，可以不再執行罰金刑。七是建議將來修改刑法時，在刑法中就合規整改期間不計入審限、職業禁止延展適用至單位、增加規定獨立的單位緩刑制度以及刑罰執行階段也可以實施合規監管，將企業合規整改情況作為正在服刑的企業實際控制人的悔罪表現，從而在減刑、假釋中予以體現。

文章來源 | 《人民法院報》2023年7月16日版